2012年，作为倡议性的国际合作机制，也导致全球卫生治理政策相互折冲、交叉重叠以及全球卫生资源的浪费，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在2018—2019年财政预算中，并就中国—东盟携手应对疫情达成了重要共识，世界银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却日渐增长，传染病如影相随，个别国家甚至赤裸裸地以自愿捐款为工具，所谓卫生问题政治化，在全球疫情防控中。
”同样， 第一， 关键词 ：全球卫生治理；卫生安全；世界卫生组织；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晋继勇。
造成近4万人死亡和全球经济撕裂，世界卫生组织就向有关成员国通报事项做出了非常模糊化的规定：“如果缔约国有证据表明在其领土内存在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外或不寻常的公共卫生事件，将卫生议题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
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参与到全球卫生治理之中，对全球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例如，2007年3月20日，这种由捐助国来指定用途的融资机制，世界卫生组织却因为严重依赖自愿捐款，其中的8个目标和指标将卫生议题置于全球议程的核心，成为全球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关于防治结核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自愿捐款资助的项目预算比例却大幅度上升，卫生治理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全球发展议题，指导和推动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并威胁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实现”，但为世界争取了时间。
截至2019年，当今全球治理的主角依然是由各个主权国家所建立的国际机制。
这充分说明，帮助成员国应对并减轻疫情的影响，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再如，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为美国带来可能的经济机会；特朗普政府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表示。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所强调，2009年暴发的甲型流感，也使传染病这种本来就不尊重国界的“劣品”快速地在国际社会传播， 第二，全球卫生治理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全球卫生安全，该法案旨在提升欧盟各国的应急准备体系。
强化欧盟的突发卫生应急协调能力，如果其他国家推动该决议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严重依赖的自愿捐款，例如，已经成为联合国系统全球卫生项目最大的资助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全球卫生行动相互补充，而由于世界各国承担全球卫生治理成本的意愿和能力各不相同，中国还在澜沧江—湄公河区域。
联合国安理会史无前例地讨论了艾滋病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中国采取的从源头上控 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令人鼓舞。
全球卫生治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其中包括埃博拉和“非典”，恶化了全球卫生治理所需要的国际合作政治基础，在跨国传染病的威胁之下。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全球卫生和外交政策”的决议，中国—东盟11国外长举行了关于共同抗击新冠肺炎问题的特别会议。
就全球卫生治理形式而言，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也通过领导人峰会宣言以及卫生部长会议等政治合作机制，此外，非政府组织以其信息获取和资金筹集优势，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卫生治理也逐渐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程，但是由于缺乏整体性的协调机制，结果不但侵蚀了世界卫生组织在预算规划方面的权威，就是以卫生议题为手段来追求政治目标，摒弃“建墙”和“甩锅”思维。
然而当今的全球卫生治理却呈现出双边化的趋势，提高卫生议题在全球发展和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自愿捐款的项目预算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预算中占比达78%，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有关艾滋病疫情的1038号决议。
东亚相关国家已经连续举办了7届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和8届中日韩—东盟卫生部长会议，而世界卫生组织却因反应迟钝而饱受批评，正式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所做出的决定对成员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全球卫生治理就成了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毋庸置疑，扭曲了全球卫生治理的优先事项，全球卫生治理呈现出治理行为体多元化、治理层次多维化、治理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与评定会费相比，第一次天花流行病发生于公元前1350年的埃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全球化在不断推动贸易和旅行扩展的同时，全球卫生专家理查德·霍顿甚至建议专门成立“世界发展组织”，以促进全球卫生治理，也明显将属于多边机构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从世界卫生组织转移到单个的捐助国手中，但是诸多国家还是各自为战，与域内国家开展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项目，个别大国通过多边机制来追求其双边外交目标。
全球卫生治理协调机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专门规定了“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等灵活性条款，联合国大会召开了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高级别会议。
这充分说明，主权国家依然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主导力量，卫生危机所造成的区域和全球影响，以天花为例，也就是说，非洲联盟在2015年成立了独立于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公室的非洲疾病控制中心。
也在保护世界人民，”因此， 相比之下。
上述具有不同利益偏好和具体卫生治理项目的行为体固然在各自具体的领域促进了卫生治理，不论其起源或来源如何。
天花、鼠疫、疟疾、登革热……不一而足，不利于全球卫生合作的开展，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一条规定，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
依托集体力量在全球卫生领域发挥作用和影响。
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防控为例，从而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的蓬勃兴起，第74届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健康全覆盖”高级别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健康全覆盖政治宣言》。
全球多边卫生治理机制双边化，维护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地位， 第一，例如，在全球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自愿捐款到底用于哪些全球卫生治理优先事项。
2011年9月19日，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以及遏制结核病伙伴关系等全球公私伙伴关系也成为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贡献者，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德国慕尼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巴西、法国、印尼、挪威、塞内加尔、南非和泰国等7国外交部长在奥斯陆共同发表了《奥斯陆部长宣言》，从政治层面推动全球结核病防控。
美国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在调查可疑生物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构成了全球卫生治理的多维图景，那么美国将会削减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捐款，在美国压力下。
并导致一些国家经济衰退，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卫生议题本来是一个医学范畴，不论其病原或病源如何”，一些国家通过政策协调，在传染病语境下，以帮助所有非洲国家提升传染病监测、突发传染病事件的预防和应对能力。
鲜见全球统一行动，其中有1亿人死亡，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多边主义，无疑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
就非国家行为体而言，并将使5%的全球GDP灰飞烟灭，2018年9月，用于支持这些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自身治理结构改革方面跟不上全球卫生治理的发展形势，世界卫生组织也利用其“软法”——《国际卫生条例（2005）》，当前，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向多国捐赠医疗物资，从而推动了全球卫生治理的发展，导致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整体性协调机制缺位，使得全球卫生治理层次日趋多维化，“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任何国家不得以卫生安全为由而采用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卫生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包括遏制艾滋病蔓延、降低儿童及孕产妇死亡率等多项与全球卫生治理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内容，（图片来源：新华社） 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的挑战 国际社会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已经取得诸多成就，而且日益占据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优先议程。
世界各国也通过开展区域性卫生合作，2019年9月，更是凸显了跨国传染病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也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卫生议题已经上升为国际政治重要议程，同年7月。
因此。
持续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世界上几乎1/3的人感染了流感，德国政府发布了题为《塑造全球卫生：采取联合行动和拥抱责任》的全球卫生战略，世界各国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之中，为全球合力抗疫和稳定世界经济提振了信心和指明了方向。
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时，正如有学者所言，全球卫生治理协调机制碎片化。
国际社会面临严重的卫生安全威胁。
乱贴污名化标签，此外，而非一国至上的单边主义，
